1972年，我刚入伍那会儿，全国正在大力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雷锋同志有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利益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暗下决心，到部队后一定要以雷锋为榜样，当一个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兵，当一个顶呱呱、叫得响的兵，给咱通州人争光，给北京人争气。当时部队要求战士要做"四个在前"：毛主席著作学在前，思想改造走在前，脏活累活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我严格按照这一标准来要求自己，很快我就当上了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列为提干对象。
　　 1979年，部队最后一批提干的表格中写上了我的名字，但由于已经超龄和学历低等原因而未能提成。当时，许多领导和战友都替我惋惜，当然我个人也盼着提干，那时我已经24岁了，而且是最后一次提干机会，当然我很珍惜。领导怕我闹情绪，当时的师政委亲自找我谈话。我跟政委说：你放心，我作为共产党员这个觉悟还是有的，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服从命令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我绝不会影响以后的工作。当年底，连队为我个人前途考虑，想到过让我复员，但是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没让我走。当时我是迎外表演班的班长，基本上每周都有迎外表演任务，工作上确实特别需要我留下来，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我也愿意继续留在部队干，说句心里话，一个人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会感到光荣和自豪。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 1981年1月，根据部队规定，我光荣地退出现役。临返乡前，战友们都说：你立过一等功，说不定县里还会给你安排个工作呢！可等到民政部门报到时我问工作人员，"给不给安置"，工作人员耐心地跟我解释说："现在没有政策，哪来回哪，我们必须按政策办事，请你一定要理解。"当时，许多亲友都劝我再找找，说这样太亏了，亲友们也帮我去四处打听。84年北京市有了文件，规定"从1984年1月1日起，由农村参军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伍义务兵可转入非农业户口并安排工作。"区民政局的同志也到市里有关部门为我咨询过，由于我是81 年退伍的，不符合这条规定的时间要求，还是不能安置。经过几天的深思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如果组织能够给安排，是会考虑我的，安排不了肯定有难处，人家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再找不就是提额外要求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能因为我个人就把组织的规矩给破了。
　　 有一段时间，我爱人也想不通，我耐心做她的工作，一天夜里，我给她讲了一个在唐山抗震救灾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我们部队奉命赴唐山抗震救灾，当时的唐山一片废墟，废墟下面压的都是人，刚开始的时候还隐隐约约地能够听到呼救声。有一天，我们在一片废墟前扯着嗓子喊叫着"有人吗"，突然，废墟下面有一个极其微弱的孩子的声音，"叔叔，我想吃冰棍。"我们寻着声音找，发现声音是从一个倒塌的铁架结构的房子下面传出来的，孩子被严严实实地埋在铁架房下面的碎砖石里，什么工具也用不上，围着转了好几圈，终于找到了一个仅能钻进一人的小洞口。当时经常有余震发生，可在那个环境下，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一句话：救人。我们一个一个地钻进去，用两手拼命地扒着压在孩子身上及周围的碎砖石------孩子的脚丫露出来了，很小，看上去也就四五岁，接着孩子的腿露出来了，肩露出来了，我试着往外拽孩子，问孩子疼不疼，孩子说不疼，眼看就要把孩子救出来了，可就在这时突然一次强余震，孩子又一下子被埋在下面，我们也被剧烈的震动晃倒了，幸亏有铁架支撑着，爬起来后没命地扒，当再一次扒出孩子时，孩子已经断气了。当时，我们全班人都哭了。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他还不懂得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渴了吃根冰棍，可老天爷还是没有给他活的机会。讲完这个故事，我对已经泪流满面的妻子说："和这些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相比，我们活着就是幸福。伸手要待遇那不是咱共产党员干的事儿。再说，当兵就是尽义务去的，部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党员为人民做一点贡献甚至一些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军功章只能代表我的过去，它只能是我前进的动力，决不能成为我向组织伸手要待遇的资本?quot;
　　 回到六合村后，我先是重新当起了农民，后来，又到村办鞋厂当了一名皮鞋设计员，还到市里参加了专门培训。没多久，厂里又提拔我为鞋帮制作车间的主任，手下管了七八十号人，我发挥在部队当班长时学到的管理经验，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确保皮鞋质量，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皮鞋厂被一个外商欺骗，并因此而倒闭，我也失去了工作。
　　 为了生计，为了多挣点钱，我曾到食品厂跟一个南方师傅学过做面包，然后我就想自己开个面包房，可弄不到资金。后来又想了不少赚钱的买卖，但都是因为弄不到资金而没能干成。这时候有亲戚提醒我，说我在鞋厂干过，能做鞋还不能修鞋吗。这倒是个主意，可心里总觉得别扭，有顾虑，还不到40岁就干这个，会不会被人瞧不起。但又一时想不起别的办法，当时体弱多病的父母和两个孩子都等着用钱，光闲着也不是个事！经过几天的考虑，我终于想通了：靠劳动挣钱，丢什么人？毛主席说过"劳动最光荣"。我半开玩笑地对妻子说："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修鞋不就是最直接的为人民服务吗！"
　　 于是，我花了千把元钱购置了修鞋工具，办理了营业执照，当了一名个体修鞋匠。而且一干就是七八年。从95年初开始，我就在中仓小区南门外固定了一个修鞋摊。
　　 在这几年里，中仓小区的领导和居民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和小区的居民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已经去世的杨义昆老两口，我们不是父子，胜似父子。杨大爷住在小区最南边的一栋楼，我的鞋摊就摆在小区南墙外，老人的楼下。起初老人见我一个人修鞋，就经常下来跟我聊天，有时中午还帮我热热饭，送点热水，赶上改善生活还不忘给我拿点来。而且杨大爷这人集体主义感特别强，提起他，小区里没有不说好的，他每天早上都把小区南门外两侧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遇到什么随地吐痰、吵嘴打架等不良行为，老人也都要管一管，我就佩服这样的人，把集体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关心他人就像关心自己一样。在这方面，杨大爷还是我学习的榜样呢！如果这样的好人有了难处。我们就更应该去帮助他，回报他。当时我就想，我能为杨大爷做点什么呢？。闲谈中，我了解到老两口的独生女儿和女婿都在市里工作，离家很远，工作又很忙，很难照顾他们，我就跟老人说：你们年纪大了，重活累活就留给我们年轻人干。我跟他女儿女婿也讲：我离得近，照顾着方便，你们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这里有我呢。于是我就主动帮助老人干一些力气活，像什么买煤，换煤气什么的，能帮一点就帮一点。特别是在两个老人病重期间，我几乎每天呆在老人家里，侍候他们，忙的时候干脆就不出摊了，有时实在忙不过来，还把孩子妈叫上一起过来帮着干，家里就交给孩子的大姨照应。
　　开始的时候，外人也有些议论，有赞扬的也有不理解的，有的说："小孟这人就是心善，爱做好事"；也有的说"孟宪峰肯定另有所图，说不定就是冲着这套两居室来的"。面对这些议论，我心里很坦然。我对孩子妈说："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要把杨大爷老两口当自己的爹娘一样侍候，有困难咬牙扛着。杨大爷能动弹的时候，是个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的好人，现在他病倒了，我们更要伸出手来帮一把，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个退伍兵，我这个兵来自老百姓就要服务于老百姓。否则还要我这个党员干什么，社会风气就是要靠我们这些党员来弘扬"
　　杨大爷去世后，我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也没有到小区修鞋，小区里一些老头老太太开始着急了："小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来咱这修鞋了。"几年的修鞋生涯，我早已把中仓当成了自己的家，我在照顾杨大爷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小区其他居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融洽的关系，平时有点什么活大家也都愿意找我帮忙。我自己要是有点急事儿也是拔腿就走，鞋摊准保有人替我看着。时间长了，我和小区的人们越处越熟，每天，小区里一些退休在家的老同志，有事没事地总爱围在我的摊前跟我聊天，我看大家越聚越多，光聊天也太单调，就买了一幅象棋，这下来的人就更多了，边下象棋边聊天，每天都聚集很多人，小区里都管我这叫"业余文化活动站"。我看到大家玩得高兴，心里美滋滋地，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每天我都要等到下完最后一盘棋才收拾棋盘和鞋摊回家。
　　几年来，小区里的老人们让我干点活也好，学生家长让我看护孩子也好，这都是对我的信任，这么多人信任我一个素不相识的修鞋匠，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和爱戴，这也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助人为乐的热情和信心。帮助别人做好事，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天下来，如果没有帮助别人做点事儿，心里不踏实，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退伍军人，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也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做得还很不够，却得到了各级领导的热心关怀和帮助，还给了我许多荣誉，我非常感激区委、区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关心支持我的领导和同志。是关怀，更是鞭策。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加倍努力，决不辜负领导和全区人民对我的期望，继续为社会、为人民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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